我不愿做事后诸葛亮，但当初看到广州设立弃婴岛的消息，就有一种预感油然而生：此事很可能以一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式草草收场。果然，在试点不到两个月之后，有关方面宣布这个动静挺大的“婴儿安全岛”暂时关闭，主要原因也是想象得到的：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，“何时重开，另行公告”。
前一阵子的媒体对有关方面设法收留弃婴的确实消息不少，研读下来的感觉是，形势有点逼人，舆论有点虚火，官方压力挺大，那么就想做点善事，却又不知如何下手。直说吧，在经济总量名列前茅的几个中心城市中，天津、广州和南京先行开展了“婴儿安全岛”的试点，天津收受了16名，南京收受了25名，广州则达到惊人的262名，而且还不包括经过公安部门送过来的33名！这让广州有点冤，收受弃婴最多，但民众误解也最大。逼得官方不得不出来澄清，广州之所以收受弃婴多，是因为“交通条件便利、人口流动频繁、医疗资源集中”。
当人们在惊愕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大陆的弃婴仍以不可公开的速率递增的事实，不能不追诘到制度设计层面。但在这件事情上过多地责备福利院也不具积极意义，深层次的原因要探讨起来也颇费言辞。设立“弃婴岛”的初衷，似乎是为了体现国家保障弃婴群体生命安全的执政理念与人道关怀，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之大，则表现出人所莫测的戏剧性与荒谬性：不设“弃婴岛”，则弃婴将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弥漫的溃疡，但设立“弃婴岛”后如果只是单纯地提供救济，又会在客观上鼓励“弃婴有理”的恶劣风气，增加社会救济压力。再说“弃婴岛”的救济作用只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终端之一，考察当下的国情，往往治标不治本。
“这些小孩真是福气，前世修来的啊！”最后，那个营业员感慨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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